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失衡下，掌权的部门可以不经过民主决策的程序和科学的论证，而匆忙出台一些维护或增加他们私利而亵渎民众权益的政策。

2012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企稳，外汇占款开始恢复性增长。温州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从2011年初的0.44%上升到2013年2月末的3.9%。

为此，在基础货币投放上，货币当局将在通过外汇占款、央行票据余额等渠道，保持基础货币必要增长的同时，继续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确保银行体系拥有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流动性。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加大，全年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2.76万亿元，同比多增2949亿元。虽然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业不会出现大面积资产质量下滑，但前期逾期贷款大幅增长的压力正在逐步体现。2013年通胀超预期上升和经济重新下行的风险均不能排除。

12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62 .99万亿元。今年3月 末 ， 我 国 广 义 货 币M2余 额 达 到10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如果现有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无法对经济发展给予支持，就有可能反过来阻碍发展。

■地方债危险不危险如果从未来金融发展的前景来看，中国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总体上没有西方人理解的那么糟糕。东亚经济告诉我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不是铁板一块，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诉求和利益的多样化，利益的诉求多样化之后会带来新的政治需求，需要被代表，所以政治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状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治也会走向多元，不断走向开明和民主。即使今天的改革比中国刚开始经济转型时难度更大，也并不见得改革更不可行。成本有价格，资产也有价格，实际上，2008年11月国务院明确地说要重新把房地产当做支柱产业来发展，鼓励大家买房，为了扩大内需。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历来认为经济的变化中存在着长期的因素。

解决了改革的动力，就需要考虑改革的方案和技术路线。产业转移也是一种调整。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然后，经济学家在对一个经济未来增长前景做出估计时应该要往后看。

上海经济评论：现在谈资产泡沫的人很多。上海经济评论：美国《外交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讲到全球真正实现收敛的国家很少。所以等到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大之后，宏观的投资回报率就会上升。如果这些产能是持续过剩的，那么下一轮的投资就会减少，逐步调整到供求平衡的状态。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企业往现在所谓的中三角转移，像湖南、湖北、安徽等现在成为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地区。上海经济评论：体制的可改革性是不是和强中央有关系？张军：为何一种体制能够改革而另一种则不能？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既得利益和强大的游说势力会扭曲经济政策，致使政府错过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

除了坚持中国模式理念者外，改革倡导者也展开了激烈辩论。你看1980年代后期，包括乡镇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亏得一塌糊涂，地方政府要补贴，财政上是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你不需要顶层设计针对这些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很多地方都开始想办法，像把企业私有化，卖出去，或者是职工买断等等，总之，地方会想尽各种办法来甩包袱。

这些长期因素的变化自然会推动工资水平的上涨。上海经济评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常常被联系在一起讨论。但是与香港不同，我想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城市，现在的政策应该要更多考虑如何增加供给而不是过多限制需求才行。上海经济评论：如果说分税制可以完善的话，还可以怎么做？张军：我认为，中国分税制的架构应该保留下来。假设没有1973年的外部石油危机和美国对日本的汇率干预，日本的增长也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放慢下来，但不是比较陡地下来。韦森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时分析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的苏醒和发挥。

更重要的是，这些改革的阻力很大，需要中央有改革的决心。有人说只有破了才叫泡沫，没有破就不算泡沫，也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经济减速是必然的，2010年严厉紧缩之后，这几年企业和政府的投资意愿确实下降了，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成本下不来，内需要扩大。所以发展金融，其实就是在利用未来的需求创造今天的财富。

我觉得泡沫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泡沫能不能被不断地消化和吸收。但对我们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而言，我们知道实际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

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遭遇了严重的打击，韩国也不例外。所以，只要经济在增长，收入在不断提高，未来形成的需求就是真实的，就可以支撑今天的价格上涨。现在大家需要对政府土地收入有一些客观的认识，有很多学者，包括搞社会学的曹锦清教授也都认为没有土地财政，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水平。也不见得一定是特别强的政府，但是它的权威一定要大过利益集团，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保持中性。

但是它最终推动了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增长了，到了下一个阶段，整个投资的回报率，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就又上去了。

因为一旦言论单一，政府就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一旦判断和推算有误，政策的风险就比较大。但也有经济学家注意到产能过剩的现象可能是很多高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的常态。

今天的经济持续减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房地产扩张过快的回调，结果那时候产能迅速扩张的行业今天变成了过剩的行业，包括钢铁。今天沿海地区，特别是那些出口加工企业，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生产成本随着工资上涨和汇率升值越来越高，外部需求也不稳定，虽然有部分企业跑路了，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其实是希望外部市场和内部成本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去适应这样一个改变的条件。

上海经济评论：那日本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例子了？张军：对的。不是把它叫做好制度还是坏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会有缺陷。有那么大的空间需要赶超，却希望用美国的体制来支撑中国的发展，这是方法论的问题。这就是说，2008年的危机对沿海的影响可能大一些，但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这又回到了体制的可改革性问题上来了。我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一个可改革的制度比一个完美而不可改革的制度更重要。

上海经济评论：你怎么看现在的城镇化政策？张军：我们过去一直说，30年来，我们的工业化快于城市化，就是说，进城就业的非户籍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户籍人口的增长。上海经济评论：许成钢认为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地方分权和地方竞争，但是这种增长制度可能不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比较悲观。

而今天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的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以及公共部门的改革，如果没有中央最高层的决心，就很难启动了。这要看他使用了什么样的数据。